渐达到高潮。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的时间，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、欢呼声和“元首万岁！”的吼叫声。

“埃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杰斯特罗提高声音，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。“恐怕就是这个。他说他已经召见美国的外交官员，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。这就开始了欢呼。”

“唉，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。”娜塔丽用一只手指头抚顺着孩子的脸庞；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，她凄然微笑了一下。“你只不过是饿了，小顽皮，是不是？”

她的叔叔说：“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。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。”

“哦，埃伦，他会怎样选择呢？”

他把收音机关掉。“-，横竖就是这样了。我想喝一杯雪利酒。你也来一杯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。”

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，一口喝干，然后又倒一杯，身子缩在扶手椅里，慢慢地呷着，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。旅馆静悄悄的，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。

“不要灰心，娜塔丽。你知道吗？在一九三九年，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。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。意大利人又虚弱，又执拗，而且是被打垮了的，要是他对美国宣战，他也许会被人暗杀，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。此外，他又狡猾。他会找出些圆滑的客套话，我们还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。”

“啊，埃伦，千万请你别说了吧。他会宣战的。”

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“我想是这样。娜塔丽，我很抱歉，我深深地感到由衷的歉意。”

她举起一只手，手掌向外。“不，不，不要这样。这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“让我说下去。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，真使我受不了。我决没有——”

“埃伦，是我自己这样做的。现在别再重提了。别这样。我忍受不了。”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，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。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，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：“亲爱的，也许我该打一个电话给大使馆，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。”

“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，倒是一个好主意。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。”

“我正在这样打算，”杰斯特罗说“试试吧。”他打了电话，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。他又倒了些雪利酒，慢慢地讲着话，间或咳嗽一两声。“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。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。那些人物看来渺小而滑稽。那些事件看来那么琐碎，那么重复，那么平凡！我想，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，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。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。亲爱的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使他们坚持。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。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，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。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来得多快罢了。好吧，我该穿衣服了。”

“是的，埃伦，快穿吧。”

“让我先把酒喝完。”

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，把孩子抱到卧室去，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。对于这个爱唠叨的、自负的、胡思乱想的老头儿，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，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，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，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——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。

亨利-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，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。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？在回来的时候吗？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？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？没有跟赫布-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？不，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。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，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。她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人也不是；她没有真正的身分。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。她是犹太人，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。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。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，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；他年轻，缺乏学识，又使她多一层烦恼。这一连串多么奇怪、偶然、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！

过去几星期，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，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。在这些梦中，时间倒流回去，有时候回到巴黎，有时候回到大学，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。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，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；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，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。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。

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。在这一时刻，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：活泼、甜蜜而且异常美好。除此以外——在旅馆